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袁以星注意到一个普遍现象：一些基层干部深谙农村生态，在基层治理上是一把好手，但教育程度不高、考试能力不够，被毫不留情地挡在公务员门外（新华社３月９日报道）。在这里，考试就是一道硬性的“门槛”，跨过去海阔天空，否则“工作干得再好，身份还是农民”。
    这样的“门槛”，不仅存在于公务员选拔领域。新华社去年８月曾报道过某省对中小学教师统一进行计算机水平考试，一位来自基层农村的教师说：“农村学校的一些教师，连电脑都没摆弄过，考了好几次才过关，我们为此不知花了多少精力和财力……”
    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人口庞大、僧多粥少使得“考试”在中国成了有效、快捷又相对公平的遴选方式，积极作用也的确不可替代。但也应看到，考试能力强的，往往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公务员考试可以考出智商，考出情商，但很难考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什么叫“纸上谈兵”，看看某些下乡之后一腔热忱却束手无策的大学生村干部就知道。相反，一些如鱼得水的老把式却因为“考试难”而失去了机会，对他们而言是失望，对国家则可能是一种人力资源浪费。
    因此，考试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以考试来“一刀切”。龚自珍１００多年前痛呼“不拘一格降人才”，今天仍应“响亮”。上升的通道，不仅要公开、透明，也要多样化，否则便成了一考定终生。
    如今，除了考试门槛，从政府机关到事业单位，从国企到民企，用人门槛无处不在：学历门槛、性别门槛、户籍门槛、外语门槛、健康门槛……当然，最普遍的是年龄门槛。有些个槛，高一点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想当法官检察官当然应过司法考试的槛，但有更多的槛，却是不合理大于合理。像年龄门槛，就让不少人对某个“年龄线”产生焦虑，“年龄恐慌”如今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慌。不仅是一般的工作，去年基层换届，不少４０岁上下的县乡干部，就担心“过不了这一村就没了那一店”，这回提拔不了，按照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以后就没他的戏了。
    如何解决“一刀切”式的“槛”造成人力资源浪费的问题，袁以星代表的建议或许值得考虑：“各省份每年拿出一定比例的公务员编制，在优秀村干部中定向考录，并按照有关规定，对报考者在年龄、学历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也许有人要问了，以考试之外的特殊方式录用人才，是否可能有失公平，甚至滋生腐败？笔者以为，有腐败，该防就防该惩则惩，不必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