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文字，许多字可以望字生意、生情，妙趣横生。就说“上”“下”两个字吧，上，大多表示“高位置”、“高等级”，如上层、上游、上品等，同时也表示“进步”。“下”则不同了，是“上”的反义词，一般都形容背运或低贱，如下野、下放、下九流等。所以人们大多喜欢“上”字，而不喜欢“下”字。捧人奉承人多用“上”字，损人贬低人多用“下”字。去城里叫“上城”，去农村叫“下乡”；行好积德的将来“上天堂”，作孽干歹的死后“下地狱”。
    我们很早就提过一个口号：干部要“能上能下”。实际上，这一点很难做到。这些年来，大多数干部只能上而不能下，谁要真的“下”了，那他十有八九是犯了什么错误。这种印象根深蒂固。1957年有过一场政治运动，我因为6首诗被打成“右派”，从辽宁“发配”到大西北。“文革”结束后获改正，在西北一个省的作家协会当副主席，还兼任过一本文学期刊的主编。1987年，因为思念故乡，落实政策，回到辽宁省的一个贫困县任职。本来我还觉得组织上挺看重我，可是一些朋友却吓了一跳，纷纷来信问我：“你犯了什么错误？”“从省里下到市里，就够让人难堪了，为什么把你下到县里？”
    还好，有几位老同志挺鼓励我，一位是老诗人贺敬之，他在信中说：“……下基层很好，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群众，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将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支持，对我摆脱世俗观念的压力，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在县里一干就是3年零5个月。三年多下来，我对中国的农村有了深度了解，对农民的感情加深了，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村的脉搏。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创作有了丰厚的底蕴，视野也更开阔了。
    话题还要回到“上”与“下”两个字上来。我以为，当今应该好好提倡提倡“下”。
    我认识两个“大本”毕业生，一个是学医的，另一个毕业于“师大”，一年多就不了业，至今还是“啃老族”。他们问我：“上哪去找出路？”我说：“出路不在那个‘上’字，可能在‘下”字。全国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最盼的是‘文化’和‘医疗’，农村教师不足，且水平低，普遍缺医少药，正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去改变农村，缩小城乡差别。”他们赞同我的看法，但又觉得农村条件差，待遇低，生活苦，信息闭塞。我承认他们说的很真诚，也很现实。但如今的城市“僧多粥少”，一个岗位几十个人竞争。大城市人才济济，“大树底下不长草”，不见得就比下农村有作为。他们告别时对我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还得仔细思量。”
    不要把就业之事，只盯在城市这一棵树上。在希望的田野上，有着广阔的就业空间，那里是“求大于供”。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应制定一些有效的鼓励政策，在生活待遇、考研深造、进修提高等方面，予以倾斜，予以优待，以鼓励有志青年往“下”下。这是建设新农村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改变人们的世俗观念。
    “上”是一种荣耀，“下”也要体现它应有的价值。不论干部或群众，都需要破破陈腐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