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韦朗风先生不辞辛劳、冒着酷暑，亲自携其新出的文集《我的名字》到学院办公楼奉送于我。翻开集中小说和诗歌专辑，我读出了作品中斑斓浓郁的乡土情结，吸吮了作品中原始和谐的乡村气息，更品味了蕴含并浸透于作品中那深沉隽永的社会、自然的生态意识。这些作品既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建构，又思考在乡土之味中生态意识的高扬。
    众所周知，当下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乡村中国”。因为乡居仍是大多数国人的主要生存方式，而铭刻在每一个国人的心底仍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应该说，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是很难超越“乡村中国”这一现实的，何况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极富诱惑力的文化传统呢！也许正基于此，在特定地域环境（农村）和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韦朗风先生，对养育自己成长的乡村总怀有一种牵扯不断的依恋之情。这种怀恋，除了在作品中时刻不忘表达自己对乡村风情习尚的永久记忆之外，更主要是着力表现乡村特殊的精神文化氛围，从而营造出一个充溢着原始和谐乡土气息的社会生态，文集中的小说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电视问题》是一篇折射改革开放语境中乡村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短小说，主人公卜威“是个电视迷”，尽管近年托党的富民政策“发家”了，且他的“三个娃仔天天闹着买”电视机，但他却无动于衷，坚持不买，“宁愿晚晚挤到卜汉家去看”，由此引起了邻居卜汉的“讨嫌”和反感。但为融洽相互间的关系，卜汉始终没有把这种不满情绪“表露出来”。后在卜汉暗地连连设置的圈套的“激将”下，他才不得不掏钱买了一台彩电。作品通过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滑稽的细节，形象地告诉我们：时代前进了，生活富裕了，渴求优雅享受，渴求生命之美，是人的天性。而生命之美就在于人们相互间真诚相待、不断融为一体的和谐过程。作品以诙谐幽默之笔，讴歌了当代乡村淳朴和谐的邻里关系，构筑了一个安乐、平和、温情的社会生态。
    而《歪斜柴房》、《不见夕阳》二篇则是触及当下外出打工潮和住房紧张而引发的家庭伦理道德问题的社会小说。前者通过叙述“71岁高龄”的劳大爷为了“让儿孙们住得宽松一点”，而主动去住那间“散发着一股霉气”的“又窄又黑”的“柴房”由“歪斜”到“慢慢倒下”的令人心酸的故事，既鞭挞了当前农村中一些做儿女的只图自己享受、不管老人死活，甚至不辞施暴的不孝行为，赞扬了劳大爷为维护家庭和谐稳定而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行；后者则叙述了“今年73岁”的陆大爷由于家中“3个男孩”和“3个儿媳妇”在外出打工潮中，“夫妻双双下广东打工”，而不顾自己年迈体衰，“背上钉耙”，下田劳作，终因“多年劳累”、“迈步乏力”倒在田里，“再也听不到人们那动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这多彩的人间”的悲剧，向世人发出了要正确处理好外出打工与赡养老人关系的警示。这两篇小说都形象地告诉人们，社会生态应该是一个和谐发展的生命链接。在当今社会，无论生活节奏如何加快，物质怎样挤压心灵，人们都应该注意在自然、精神的层面上关怀老人生命的存在，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友善、养扶的美德扩充开去，从而构成一个生生不息、平衡发展的一个良性生态循环。至于《旅行》，更是一篇表达美丑善恶并存共融意念的社会生态小说。作品通过叙述“我”在情感上经历了一次次“旅行”之后，最终又回到了“那间慷慨送给梅过日子的低矮旧瓦房”，重新品味农家生活的心路历程，形象地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由于世俗化社会催生的欲望、权力、利益、虚名和情爱等外在生命的东西的诱惑，很容易使人卷入虚情假意、偏离正道、追名逐利的沉沦之中，这样就构成了美丑善恶并存共融的社会生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抛却令人烦恼的名利世俗的诱惑，树立正确的情爱观和人生观，才不迷失自我。